第六章 黄河万里独行客（第4页）

在这道滩委员会里，黄万里的职务是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一步一步踏勘了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除了标杆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对悬崖峭壁毛骨悚然、举步维艰。

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

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被一排巨浪卷走而徒叹奈何！

没有追悼的场面，崖上有松风林涛，江畔是山花野草，谁曾想到远离抗战前线的大后方，那些跋涉在山野泽边亲近着江河大地的年轻人，同是热血男儿也在流血牺牲啊！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

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能是纸上谈兵。

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4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

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4年，先救急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在这4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

农民是会算账的，他们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

黄万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他们的瘦小，他们额头的褶皱、手背的青筋，是因为重负重压，就像蛾眉的山，都说风光在绝顶，托起一切的却是苍茫大地！

黄万里回到沪上探望父亲时，说及这些感受及那个小小的木板水利工程，黄炎培笑了，笑得舒心爽朗。

黄万里知道那是赞许和欣慰。

1947年，黄万里调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黄河从兰州流过，黄河从黄万里的身边流过。

沿着黄河，走过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展昏。

黄万里亲眼看见了水土流失，一场大雨之后黄土高原不是一点一点被冲刷而是一块一块在剥落。

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黄河也依旧是浑浊的，为什么？黄万里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与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水必定挟带一定数置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且在无时无刻无静止的动态之中，远不是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的。

除了踏勘黄河，黄万里倾心的便是祁连山与河西走廊，当时黄万里便断言：河西走廊缺的是地表水，河西走廊其实不缺水，祁连山冰雪资源的一部分渗入地下了。

制止河西走廊的荒漢化有两策，一是保护祁连山上的林和雪，二是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

为此，黄万里经过调查做了规划画了草图，惜乎图不逢时，兵荒马乱中也躭是纸上说水了。

全国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就要打到南京了，黄炎培去香港暂住，黄万里的岳父丁维汾要去台湾。

丁维汾行前，黄太太抱着最小的孩子赶到上海，丁维汾问到爱婿的情况，黄太太告诉父亲，他一门心思就想治黄河，哪儿也不去。

然后是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从此天涯水阔，成为永诀。

黄万里说广我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黄河在哪儿我去哪儿，总得有人治河弄水利啊！”

1949年，黄万里改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回到唐山交通大学水利系执教4952年院系合并转入清华大学水利系。

三门峡与“花丛小语”

黄万里正向着黄河走去。

关于黄河治理，一抒胸臆的机会确确实实来临了。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

“195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大坝和水电站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

《黄河志》卷六，155页）1956年4月，苏联专家提出《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拟定正常水位不低于355米，50年后如尚需满足相当数量的灌溉与发电要求，水位应为360米。

如考虑水库寿命100年，则需提高水位到370米，设计最大泄流置为每秒6000立方米。

1956年7月，国家计委审查初步要点，决定正常水位为360米，并要求第一台机组1961年发电，1962年全部建成。

根据中国方面的意见，苏方已在1956年底完成初步设计，正常高水位提高到360米，为此要多淹没耕地1267万亩、多迁移人口31万人。

《黄河志》并且记载道：“在此期间，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于1956年5月向黄河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案的意见》，主张经济坝高的决定要通过全面经济核算，其水位应比360-370米低。

他还根据河沙自然运行规律，建议把六条施工排水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泄沙，起减缓淤积作用。”

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幵“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

，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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